【文／徐國明（中山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舊港團隊博士後研究員）；轉載自新作坊】
第二場：社區劇場的協作共創
或許是每場不同主題的活動設計較難投合所有工作坊學員的興趣需求，社區居民總是時去時來無法全程投入，不易蓄積參與的量能。但在築粹劇場帶領的戲劇遊戲裡，卻又能常常瞥見她們靈光一閃的創意發想，享受肢體展演的專注自信。於是，幾經考量、多番討論過後，舊港團隊便與築粹劇場一同策劃社區劇場的戲劇實踐作為系列工作坊的成果，以期過程中能夠深切陪伴社區居民一同挖掘記憶和創作故事。
只是囿限於工作坊本身的時程進度，舊港團隊在思忖如何執行社區劇場時，一開始就捨棄了傳統劇場的鏡框式舞台，避免過於龐雜的資源調度，選擇具有開拓不同空間結構精神的環境劇場（environmental theater）形式，且能兼顧、包容「即興發展」和「集體創作」的運行軌跡。
事實上，這樣以記憶採集和公民發聲為目標的社區劇場，理所當然地會想要在社區場域演出，將演出空間和生活空間結合在一起，以作為共同認識、參與及體驗社區意義的媒介，甚而擴展劇場的公共領域（the theatrical public sphere）。正當其時，主打鹽埕兒童街區遊戲日的街頭玩童活動也在如火如荼地籌備當中，便決定以此作為契機，於年底聖誕節當天在社區場域的馬雅各公園進行街頭展演。
圖：築粹劇場的團員正在向工作坊學員採集故事題材。
為了遊說、鼓舞工作坊學員一同參與這次社區劇場的創作展演，事前還逐一拜訪，向她們清楚說明製作流程和演出形制，減緩緊張不安的心情。並且，築粹劇場的團員們也採以一對一的模式，分頭陪伴工作坊學員進行劇本創作，從個人生命記憶的採集、凸顯獨特的主題素材到故事大綱的撰寫分場，先後完成四齣極具地方感的演出劇本，主要題材分別是美軍往來的藥局、拆除消失的竹仔市、慘遭祝融的地下街商場與明星登台獻唱的戲院，共同譜寫出昔日鹽埕的港邊風華。
一位工作坊學員回憶起1970年代末期於地下街商場經營櫃位的往事時，是如此生動地描述當時的情景：「因為地下街裡只有手扶梯，所以人們會一層一層的往下逛。第一層除了有賣吃的，還有電動玩具店、書城和服飾店。第二層有溜冰場、保齡球館。第三層有電影院等娛樂場所，是當時年輕情侶的約會聖地。我和老公的男裝店就開在第一層後門的手扶梯旁。」 [1]
然而，從旁觀察劇場團員訪談工作坊學員的過程，卻也不難發現世代落差的斷裂空隙是如何影響其掌握真實再現和敘事觀點的問題。特別是口述歷史的採集往往取決於訪談者的事前準備和引導技巧，能否敏銳感受社會經驗的多樣性，以及身分背景牽涉到的複雜脈絡，才能在訪談過程中適切、充分地繼續探究受訪者的回應，牽動生命記憶，儘可能地重構記憶事件。
但由於《繁華攏是夢》涉及跨世代共作的戲劇實踐，這樣的社會經驗落差，往往導致劇場團員難以精確掌握訪談內容所透顯出的重要線索，像是時代背景、個人記憶和生活經驗，經常無法繼續追索當中富有在地意義的事件訊息，多少侷限了故事發展的可能。舉例來說，在第四齣有關明星登台戲院演唱的記憶述說裡，工作坊學員嘗試吐露出一些1960年代流行文化的關鍵詞，但礙於世代差異，劇場團員根本無法掌握、也難以共鳴，遑論從中發想故事情節，便需要舊港團隊在旁適時指引。
圖：工作坊學員在排練現場正努力背誦台詞。
圖：劇場團員緊盯劇本的初次演練，便於後續修改。
待演出劇本初稿完成後，就開始進入緊鑼密鼓的排練階段。由於故事敘述主軸皆為工作坊學員擔綱要角，以第一人稱的口述獨白來講述自身的地方記憶，藉以推進劇情，但劇場畢竟是講求作品和觀眾之間的共振，不能淪於耽溺的自言自語，在經過劇場團員的想像創意與巧妙編排，調度各種元素，諸如道具配置、肢體動作、音效布局、轉場手法等，在在增添展演空間的豐富層次，逐漸完善未來演出時的觀劇經驗。
第三場：環境劇場的集體即興
圖：《繁華攏是夢》的開場演出場景。
圖：工作坊的社區居民演員直接面對流動觀眾的劇場演出。。
從戲劇演出的空間結構來說，環境劇場所預設的重要價值即在於集體即興，雖然抹除了演員和觀眾之間那條隱性的界線，大大開放劇場空間，卻也多少增添製作展演的難度，尤其是涉及空間環境的不穩定因素，像是情境營造、演員走位、觀眾位置等。但是，對於毫無表演經驗的社區居民演員來說，最為艱困的挑戰莫過於在人來人往的公園環境中演出，不會因為太過緊張而怯場忘詞。由於幾次丟本排練的成效不彰，徒增表演門檻，到了活動當天，還是選擇讓社區居民演員拿本演出。
圖：宛若在地說書人的社區居民演員。
有意思的是，在環境劇場獨特的開放、流動的空間結構中，卻也帶來意想不到的劇場效果。在第一齣有關七賢三路亞洲藥局的故事裡，既在講述、也是表演的社區居民演員在提到過去這條路上熱鬧繁華的往事時，竟然不自覺地脫稿演出，激動地雙手比劃，開始向圍觀群眾逐一介紹鄰近公園的七賢三路發展歷史，搖身一變為在地說書人的角色。除此之外，為了順利轉換不同故事的場景，築粹劇場也透過表演手法，引導觀眾走進環境劇場的空間結構，一同參與部分的戲劇演出，打破傳統劇場看／被看的界線，甚至先前參與過工作坊的社區居民也來共襄盛舉，或多或少捲動社區場域的關係網絡。
圖：運用轉場手法來引導觀眾走進環境劇場的演出空間。
圖：在轉場過程中，巧遇曾經參與工作坊的社區居民。
結局
回過頭來看，以社區劇場作為社區再造的培力形式，主要目的或許不在於劇場專業技術的移轉，畢竟一齣戲劇從無到有的製作過程，對於社區來說很難單憑一己之力完成，除了在地網絡的連結和動員外，也需要引入外部資源的支持，像是大學團隊或專業劇團的陪伴、推助才比較有可能實現。
那麼，這樣看似較難由社區獨立操作的培力模式或藝術創作，為何時至今日仍是社區行動的重要方案？倘若從舊港團隊的實踐經驗來看，以社區劇場作為在地行動方案其實可以捲動較為多元、差異的社會關係，特別是社區內部不同群體的關係鏈結，從年齡、階級到族裔，雖然唯獨性別僅有女性參與，卻也大大增進社區女性參與地方事務的能量──她們並非噤聲不語，而是無處可說。此時，社區劇場的戲劇演出就提供了一個說話的空間，不僅可以在工作坊中彼此交流經驗，也能透過公園街區的展演向外人分享自身的在地記憶。
只是需要進一步思索的是，能不能讓社區劇場不只是一次性的演出活動而已，如何持續發展、回饋社區，帶動社區投入其中（未必是社區劇場形式），是未來必須留意的重要課題。
【註釋】
[1] 高小蘭、林詠筑，〈鹽埕最有故事的地方：地下街〉，《繁華攏是夢》劇本（2021.11，未出版）。